时间: 2024-09-12 09:57:17 | 作者: 产品中心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基石，对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金融主体，在持续深化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也是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
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紧扣时代主旋律，汇聚行业前沿理论与实践精华，搭建优秀研究成果分享平台，推动形成研究创造价值的良好氛围，助推银行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本期推荐中国建设银行撰写的《新发展格局下商业银行赋能中小企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路径研究--来自专精特新企业的启示》。本文以专精特新企业财务报表作为研究样本，以翔实的数据剖析了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未来的发展概况和主要特征，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分别对商业银行在赋能企业走专精特新道路所面临的约束。在明确商业银行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意义的基础上，提出商业银行在赋能中小企业高水平发展的主要路径。以供读者参考。
专精特新是指企业在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四方面具有突出特征。这类企业大多数只为产业链上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做配套，不为普通消费者所熟知，但其产品或服务在细分市场却有极高的知名度，具备难以替代的特性。从国外来看，其对应概念是“隐性冠军”。按照德国企业经济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的定义，“隐性冠军”是指在某一细分领域处于绝对领先的中小企业，其年销售额通常不超过50亿欧元，这一些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上游，和计算机显示终端不非间接接触，“隐身”于大众视野之中。
中小企业之所以选择专精特新为发展趋势，其理论基础来自利基市场战略（Niche Market Strategy）理论。利基市场战略是指中小企业应避免在市场上与大企业直接竞争而受其攻击，而应选取被大企业忽略的、需求尚且没得到满足、有获利基础的小市场作为其目标市场；这一市场虽然经营事物的规模狭小，但地域范围宽广，可以从地方逐步拓展到全国乃至全球，具有持续发展的潜力；企业进入市场以后，应集中优势力量专注于利基业务和冠军目标，建立起强大的技术壁垒，不断的提高产品的质量，改进生产的工艺，使别的企业无法轻易模仿或替代，以延长在市场的领导地位，持续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
专精特新概念的提出，代表政府希望引导中小企业专注于产业链、价值链的细致划分领域，实现创新驱动和集约发展，这对于新时代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助于解决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国后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但依靠物质消耗、要素投入和低成本比较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面临越来越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从国际经验看，大型经济体在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后，创新要素对竞争力贡献需要从10%逐步上升到30%，否则，将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自2019年人均GDP跨过10000美元以后，已从经济规模、数量的赶超型发展进入了追求质量的新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已不是第一选择，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发展质量差距。2021年，我国研发强度达到2.44%，比2005年的1.34%提高了1.1个百分点，但较以色列（4.9%）、美国（3.1%）、韩国（4.6%）、德国（3.2%）、日本（3.2%）等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也略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5%）。特别是从创新主体来看，我国企业研发强度虽然从2010年的1.2%增长到3.6%，但仍不及美国（7.8%）的一半。2020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2500家公司中，中国企业人均研发支出首次突破1万欧元，而美国企业同期已超过3.2万欧元。其中，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户数占规上企业总数的95%以上，营收占规上企业营收总额的60%以上，资产占规上企业资产总额的55.%以上；约65%的发明专利、75%的企业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来源于中小企业。实现经济转型，必然要求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成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另一方面，有助于解决新发展格局构建面临的“卡脖子”瓶颈问题。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竞争作为大国竞争的焦点，我国在高端芯片等多个领域面临“卡脖子”，迫切需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实现关键技术和核心基础零部件的自主可控，这不仅需要大型骨干企业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发挥领军作用，还需要中小企业在各自细分行业和领域里做细、做深、做精，增强产业链配套能力。以芯片制造为例，不仅需要掌握先进的制程工艺，还需要光刻机、等离子蚀刻机、离子注入机、反应离子刻蚀系统、单晶炉、晶圆划片机、晶片减薄机和气相外延炉设备等设备，以及硅片、电子气体、光掩模、光刻胶配套化学品、抛光材料、光刻胶、湿法化学品与溅射靶材等半导体材料。其中，仅一台光刻机的紫外光源、曝光系统、对准系统就需要8-10万多个精密零部件。即使是英特尔等国际巨头，也无法在所有细分领域都掌握核心技术并持续保持技术领先。综观各制造业强国，均有一大批“小而强”的企业群体作为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支撑。如德国是“隐性冠军”数量最多的国家，2019年全球2758家“隐性冠军”中，德国占1307家，居世界首位。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参与者中，中小企业占六成以上。日本工业价值链促进会参与者中，四成为中小企业。对我国而言，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既有利于补齐国内产业链的断点和短板，解决“卡脖子”问题，也能更好的“走出去”开拓全球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而夯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础。
2011年9月，专精特新就已作为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的基本原则之一，纳入工信部的《“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2018年，国家正式启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逐步建立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其中，已累计公布四批次、927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接近达成2025年培育1万家的目标。从公布企业情况看，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比61.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22.9%，批发和零售业占比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0.7%，建筑业占比0.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比0.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占比0.3%，其他占比0.7%。产业集中分布于制造业，占已公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超过六成。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批次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第一批占比19%,第二批占比20.5%，第三批占比21.5%，第四批占比25%。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一、二、三、四批分别占比为2.4%、2.9%、4.0%和4.5%。
拥有超5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地区分别为浙江（1078家）、广东（881家）、山东（772家）、江苏（713家）、北京（596家）、上海（507家）等东部地区。累计拥有100-499家的地区主要为安徽（495家）、湖北（484家）、湖南（415家）、河南（378家）、福建（360家）、四川（350家）、河北（347家）、辽宁（288家）、重庆（263家）、江西（224家）、天津（198家）、陕西（166家）、山西（153家）、广西（106家），半数位于中部地区。而企业累计数量小于100家的地区，主要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云南（81家）、贵州（70家）、吉林（63家）、新疆（62家）、黑龙江（61家）、甘肃（56家）、宁夏（40家）、内蒙古（32家）、海南（21家）、青海（15家）、西藏（4家）。
从2021年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来看，2021年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的平均ROA（总资产收益率）与ROE（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4.01%和8.02%，比全部非专精特新企业ROA（-0.28%）、ROE(-0.56)分别高4.29和8.58个百分点，比主板ROA（0.71）、ROE(1.16)分别高3.3和6.86个百分；与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的其他企业相比，专精特新企业也明显占优势，说明其盈利的基本面整体较高。
根据浙江大学和安永研究院对719家上市专精特新公司的聚类分析发现，采用“专新”战略的企业，即聚焦深耕于某一类产品或业务领域，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的短期波动，为提升技术升级换代从而大规模的创新投入会对企业盈利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采用“精特”战略的企业得益于精细化的管理、产品和服务以及差异化的技术和战略，能够有效巩固市场的同时开拓新的利基市场，实现较好增长，但对企业的效率和盈利性影响不显著。而在“专精特新”四个维度实现均衡发展的企业，能够获得高于“专新”战略和“精特”战略的营运效率，同时也更容易获得市场的价值认同。
2022年，上市专精特新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水平较高。其中，平均研发人员占比为26.4%，平均研发投入强度8.1%；2019-2021年平均有效专利数量33项。按照技术战略类型聚类分析来看，聚焦型企业占比为10%,持续型企业占比为38%，合作型企业为4%，混合型企业占比为49%。从专利质量和创新产出看，聚焦型企业专利平均被引频次为6.2次，每亿元营业收入的有效专利数量的均值为4.09个；持续型企业专利平均被引频次为7.23次，每亿元营业收入的有效专利数量均值为4.09个；合作型企业专利平均被引频次为0.71次，每亿元营业收入的有效专利数量的均值为1.37个；混合型企业专利平均被引频次为2.58次，每亿元营业收入的有效专利数量的均值为2.86个。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专精特新企业越注重内部知识的关联度及累积性，发展方向上越聚焦、时间上越连续，则企业越容易实现更好的创新产出。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明确战略导向、完善组织架构、创新产品和服务等方式，加强了对专精特新企业的金融支持，效果较为显著。截至2022年8月10日，A股市场共有专精特新企业764家。根据这764家专精特新企业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来看：2020至2022年一季度,专精特新企业的借款累计增速为20.84%，较同期全部A股上市公司借款平均增速14.72%高出6.12个百分点；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专精特新企业借款同比增速为14.14%，较全部A股上市公司借款增速7.44%高出6.7个百分点。在长期借款方面，2020年至2022年一季度，专精特新企业累计增长19.62%，较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13.78%高出5.84个百分点；截至2022年一季度，专精特新企业同比增速为15.15%，较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8.21%高出6.94个百分点。然而，银行对支持和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仍然存在明显短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精特新概念早在2011年就正式提出了，从百度指数来看，国内新闻正式开始出现专精特新关键词的时间也是在2011年9月。但新闻的热度是2021年二季度后才开始迅速升温的，且至今保持较高热度，这与2020年三季度后华为公司正式遭遇芯片断供，其持续影响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密切相关。而从贷款增长来看，国内银行2019年才正式开始关注专精特新企业，当年专精特新企业借款增长略高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增速大约1个百分点；2020年，专精特新企业借款增速反而明显弱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直到2021年二季度之后，专精特新企业借款增速才大幅度高于整个A股上市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各家银行在实际经营中，对具有明显创新特征的专精特新企业的前瞻性研究和专注度不够，较多银行没有独立的做出市场判断，其金融支持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热点”跟随行为。如工商银行《关于深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2021年）、农业银行《关于加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营销工作的指导意见》（2021年10月）、中国银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行动方案》（2021年），出台时间均在此之后。
和发达国家相比，银行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弱，较多的企业融资需求难以满足。比如，根据《2020中国科创企业展望》调查数据看，中国科创企业成功融资的比例是32%，分别比美国（53%）、英国（39%）、澳大利亚（36%）低21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其中，中国科创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为21%，比澳大利亚（28%）低7个百分点，比美国（23%）低2个百分。中国科创企业预期下一笔融资来自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仅为3%。
和A股专精特新企业得到较多银行青睐不同，全国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的专精特新企业得到的银行支持相对较少，呈现典型的“冷热不均”。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2年8月10日，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企业6721家，其中专精特新企业357家。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股转系统的专精特新企业借款合计27.78亿元，比2020年末减少116.99亿元，比2021年末减少137.68亿元。其中，长期借款4.06亿元，比2020年减少17.03亿元，比2021年减少30.69亿元。这与A股上市的764家专精特新企业形成明显反差。同时，股转系统的专精特新企业长期借款占比为14.6%，比A股专精特新企业的53.8%低39.2个百分点。虽然新三板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实力弱于A股市场，但毕竟也是我国3000万企业里的佼佼者，对其金融支持都呈现如此程度的“冷热不均”，可以想见，其他更多未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在这阶段可得到银行的支持可能还要打折扣。
近年来，利用金融科技各项手段，各家银行推出了各式各样且数量众多的针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信贷新产品。但这些产品主要集中在信贷流程效率改善方面：一是银行内部审批流程的效率提高，比如利用大数据模型实现各类信贷流程压缩实现“秒批秒贷”；二是客户贷款的便利性方面，将贷款申请、资料提交、还款等环节线上化（手机APP、信贷平台、微信小程序等），并嵌入各类场景，让企业更容易获得。虽然这些方面改善对企业的信贷体验很重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信贷风险分布，也没有增强银行缓释具体企业风险的能力。银行传统信贷难以破解的信贷风险问题仍未有实质突破。一些针对科创企业的专项信贷创新产品，由于在实际操作层面具有较高难度而采用妥协办法，实质上仍是“传统内核”的“改头换面”，在市场上接受度并不高。比如专利权，上世纪90年代国内银行业就已经开始实践，但在基层行实际操作中，由于专利权价值认定和转让变现难，普遍将专利权质押部分视为信用贷款。一些银行已有的一些投贷联动，实质仍按贷款管理来操作。
上述情况可以从内地上市专精特新企业的各类借款占比变化得到证实：2018到2021年末，专精特新企业信用借款占比从47.38%下降到21.46%，下降了25.92个百分点；质押借款从6.42%下降到2.76%，下降3.66个百分点；抵押借款从15.58%上升到25.17%，上升了9.59个百分点；保证借款从20.48%上升到41.73%，上升了21.25个百分点；其他类型借款从9.6%上升到15.4%，上升了5.8个百分点。银行对专精特新企业借款增加仍主要是传统的保证和抵押方式，信贷新产品推出的较多，但风险缓释措施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却少。
2020年二季度至2021年末，以财务合并报表（半年期）统计，764家上市专精特新企业借款余额大于零的记录共有2429家，银行借款企业占比79.48%。借款企业中，资产负债率小于或等于30%的企业共661家，占比27.21%。其中，2020年二季度末为149家，占比25.47%；2020年年末162家，占比26.17%；2021年二季度末172家，占比28.38%；2021年年末178家，占比28.76%。此外，在2020年半年报和2021年半年报中，银行借款大于零但资产负债率为零或为负（主要因为有较多的留抵税款待以后抵扣等实为资产项目）的企业分别有62家和5家。
另外，从企业财务费用支出也可以看出，部分上市专精特新企业资金较为充裕：2019年有243家专精特新企业财务费用支出为零或为负，占比31.81%；2020年有179家专精特新企业财务费用支出为负，占比23.43%；2021年有248家专精特新企业财务费用支出为负，占比32.46%。由于企业财务费用里除了核算利息支出外，还会将存款利息收入、大额理财等投资收入进行财务费用冲减。在一定程度而言，财务费用为零或为负意味着其放存银行的资金收益等于或大于借入资金的费用支出，整体而言企业不缺资金，其借款一般用于大额理财产品未到期等资金期限错配的周转。
然而，部分资金充裕、借款需求较小的企业却是借款增长最快的主体。截至2021年末，资产负债率小于30%的企业借款总额为309.66亿元，比2020年末增长76.5%，大幅度高于全部专精特新企业的借款增长速度。各银行抢着给这部分没有多大资金缺口的企业借款，颇具“硬塞贷款”的味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垒大户”行为产生的多头贷款、过度授信，加之目前的低利率市场环境，可能导致个别企业在外界的压力和诱惑下改变初衷，选择多元化发展或盲目扩张，放弃在细分领域“十年磨一剑”的长期主义和工匠精神，从而逐渐失去专精特新的特征，甚至陷入经营困境。
近两年，专精特新企业现金周转周期（现金周转周期=存货周转天数+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变化明显：2021年较2020年，现金周转周期缩短的企业有440家，占比57.59%；2021年较2019年，现金周转周期缩短的企业有469家，占比61.39%。企业现金周转周期的缩短，主要通过对上下游产业链的“早收晚付，快收迟付”来实现。从应收账款的“早收”、“快收”来看，2021年较2020年，有414家专精特新企业应收账款天数减少，占比54.19%；2021年较2019年，有486家专精特新企业应收账款天数减少，占比63.61%。从“晚付”“迟付”来看，2021年较2020年，有297家专精特新企业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增加，占比38.87%；2021年较2019年，有361家专精特新企业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增加，占比47.25%。然而，当前银行的金融支持增加主要集中在上市专精特新企业主体上，对专精特新企业营运变化以及对上下游产业链影响的关注不够，相应地对产业链上企业的金融支持也相对滞后。
从企业的规模和类型看，2020年到2021年，银行支持力度较大的是：大型企业中，主要是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贷款分别增长了30%、18.76%和15.94%；中型企业中，主要是公众企业和外资企业，贷款分别增长了65.4%和38.25%；小型企业中主要是民营企业，贷款增长了48.09%。支持相对较弱的是大型地方国有企业、中型集体企业和中型民营企业，贷款增长分别为-6.8%、-43.33%和9.32%。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企业进行多个方向的技术创新探索，不能满足于仅仅当先进技术的追赶者，还要努力成为新技术路线的开拓者。然而新技术转化为产品投入市场，并不一定就具有生命力，即使这些技术已被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认可。以全球风险投资领域认可度最高的斯坦福大学为例，根据斯坦福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Stanford’s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的数据，1970-2020年50年里，斯坦福大学有6557个发明人的4512项发明专利上市，但盈利仅为20%。其中，收入小于1万美元的有3776项，占比高达83.7%。可见，新技术能否转化为适应市场竞争的产品，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新技术产业化还需要合适的应用场景，让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通过规模化应用来降低成本，才能真正做大做强。以柔宇科技为例，与京东方等追随三星的低温多晶硅柔性屏路线不同，柔宇科技坚持自主创新，研发了超低温非硅制程集成技术，市场估值一度达522亿元。其产业化路径有两条：一条是ToB，做柔性屏供应商，下游客户包括消费电子、汽车等，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能大规模采购标准化产品的手机厂商；另一条是ToC，直接做柔性屏终端产品，如折叠屏手机。柔宇科技曾经尝试过给手机厂商提供屏幕，但柔宇屏幕超前的技术特性，难以满足现有很多厂商要求，便选择直接做柔性屏终端产品。然而，由三星、苹果、华为、小米、OPPO和vivo组成的头部阵营，占据了手机市场近八成的份额，其他品牌厂商的份额正持续跌落乃至消失。由于缺乏应用场景和产业链配套协同，其产业化陷入困境，IPO也被迫终止。又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电子公司在二战后率先实现了晶体管、CMOS半导体、LCD显示器等技术突破，但仅将应用场景局限于国防合同。而日本公司由于不允许接受军方订单，转而开拓民用消费场景，结果在消费电子市场的大规模应用中培育出了更强大的产业。
企业管理者的综合能力对新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至关重要。科创企业的创始人多为科技人员出身，自身科研能力较强，但对企业发展所必需的市场开拓、经营管理、财务规划等其他能力欠缺，缺乏相关专业人才的帮助，影响了企业发展以及新技术的产业化。比如，1956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但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却缺乏经验和远见，导致公司发展方向一变再变，公司成立一年多之后都没有任何产品发布。1955年肖克利提出要生产5美分一只的晶体管，但直到1980年世界范围内都还无法达到这一生产成本；计划失败后，他又让公司集中力量搞基础研究，多次否定了诺伊斯等人关于二级晶体管、集成电路等新方向的开发建议，最终导致公司失败。
专精特新等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抵御风险能力弱，投资这类企业面临较大风险。截止2020年末，我国27.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58.81%收入小于2000万元（含），18.31%收入处于2000-5000万元（含）。根据国内股权投资案例的经验数据，初创期企业投资成功率为5%-10%，成长期成长企业成功率10-20%，Pre-IPO扩张期企业投资成功率为50-70%，只有成熟期的企业投资成功概率达到95%以上。
商业银行虽然也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但其资金来源于公众存款，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如期回收，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发挤兑，陷入危机，并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各类金融机构中，监管政策对商业银行资金安全性要求最高、风险把控最严，这一属性决定了商业银行必须坚持审慎经营，不能追逐高风险项目。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支持创新活动、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受分业经营的限制，获得的仅仅是来自存贷利差的固定收益，十分有限；并且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利差水平处于不断收窄的下行通道，如2021年全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降至4.61%，而银行的资金成本一般在3%以上，中小银行则更高。1-2个百分点的利差使银行无法像风险投资机构那样靠获取高额回报来覆盖投资失败的亏损。在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情况下，银行对科技创新态度谨慎是种必然。
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如房地产金融、消费金融、贸易金融、公司金融等，支持的都是商业模式较为成熟、技术路线相对固定、现金流稳定的客户。这类群体金融需求的同质化程度较高，专业性要求较低，银行可以创建标准化、流水化的信贷作业，通过单一信贷产品的批量化经营，实现规模效益，这种经营模式具有明显的工业化时代特征。对于经办人员而言，传统业务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背景，一般的新手，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金融常识，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就可以很快上手。而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决定了市场上同质化程度低，需求的个性化程度高，缺乏先例和参考对象，中后台部门难以直接提供技术及相关方面的保障支持，传统经营模式难以奏效，需要经办人员充分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企业特点，研发定制专门的产品和服务。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银行在思维理念、产品服务、人才储备等各方面都积累和沉淀不足，难以契合专精特新企业需要。
为防控信贷风险，银行事前主要依靠现场和非现场调查获取的信息资料，如第三方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事中主要靠监测资金流水和财务指标，掌握企业的资产负债、生产销售等情况；事后主要靠抵押物的处置变现来弥补损失。但是，对于具有“两高一轻”（高技术投资、高人力资本投入和轻资产）特征的专精特新企业而言，这套体系并不适用。一方面，企业创新资金的投入规模、期限等测算难度大，变化多，难以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即使有相关可行性研究报告，其分析的准确性也很难考量。同时，传统财务报表不能完整呈现企业的真实情况，难以指导银行做出正确的信贷决策。从资产方面看，技术水平、人才储备等传统报表无法反映的才是其核心资产；从损益情况看，这类企业既存在爆发式增长的可能，也存在经营失败的可能，当期和过去的历史数据无法代表企业未来成长前景。另一方面，企业可供处置变现的抵押物严重缺乏。传统企业的固定资产（如土地）、流动资产（如应收账款、仓单），都是有效的合格抵押品，而科技创新的产出形式以专利、软件著作权、工艺等无形资产为主，其价值难以评估，短期难以变现；部分企业即使有一定的机器设备，也存在市场通用性小、折旧差别大、变现难度高的问题。
一方面，在现有的组织架构下，设计客户个性化的服务方案主要靠直接面对客户的基层行自我发挥。由于条线化的管理要求，这种个性化方案常是“决定脑袋”，所处在哪个条线就偏向哪边、哪项产品更有买单优势就偏向什么，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以满足企业的需要为出发点。虽然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开始打造“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等，但是传统组织架构本身的管理属性决定了基层行制定的个性化服务方案难有大的实质性提升。另一方面，银行内部奖惩考核机制存在“短期化”现象。新技术从研发投入、到诞生成果、再到市场化、产业化，周期通常达6-10年，而银行内部则比较重视短期业绩指标（如KPI指标）的考核，相关人员必须在任期内快速做出成果，否则考评就会不好看甚至不过关。因此，银行从上层到基层，较多人员会选择“短、频、快”的项目予以支持，而对难度大、见效慢的项目视而不见、避而远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旺盛，银行只需要被动的“等客上门”，就能获得不错的发展。而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从高速增长切换到中低速增长，许多传统行业面临转型，银行必须主动走出去，深入挖掘高质量发展新领域的需求，主动去思考和破解这类企业发展中的难题，才能开启发展的第二曲线，但这个行为习惯的转变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当前，不少银行就陷入了“资产荒”，面临贷款放不出去的困境。同时，银行由于长期自成体系，可以独立满足客户需求，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比如银行建立网上商城、各类金融科技平台，基本都是自己独立承担、独立完成，然后再向外开放，但最终市场反响效果却不理想，外部接受度较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受封闭文化的影响，未能真正形成一个开放共享的生态。对专精特新企业也是如此，银行需要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才能提供更加精准和优质的服务。但传统的封闭文化制约了银行和外部的沟通交流，导致在支持企业方面没有形成高效合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技创新活动风险很大，应该是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发挥主要作用，比如北交所就定位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主阵地；商业银行拿公众的钱，安全第一，不应该将其作为银行工作的重点。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第一，认识与把握国家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主流大势。如前文所述，创新是新发展理念之首，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成为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水平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专精特新”等关键词出现了11次，在多处章节都反复提及和强调，如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纳入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在2035年的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在“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任务中，明确要求“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实现这些目标，一靠人才，二靠资金。在资金方面，财政科技投入有限，如2021年我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08万亿，不到GDP的1%，而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就达1.45万亿。纵观世界发展历史，新技术要完成从试验到产品、从产品到产业的飞跃，离不开金融的杠杆作用。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决定了必须主动作为，肩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第二，银行间接融资有其独特优势。除银行贷款外，企业融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债务融资，如发行各类债券，其融资成本低，但门槛高，一般只有资信评级高的大型成熟期企业具备条件。二是股权融资，包括VC、PE、IPO以及股票增发等，但均存在一些缺陷，如股票增发的前提是企业已上市，并且有明确的条件要求；IPO要经过层层审核，周期长、难以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VC、PE常常需要企业一定数量的股权作为代价，导致企业创始人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永久性削弱。而银行贷款手续相对比较简单、流程也不复杂，只要保证贷款本息安全，银行不会对企业经营管理做过多干涉，更不会稀释股权。对企业来说，银行间接融资具有综合成本低、方便快捷的显著优势。从国外来看，即使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的美国，依然需要硅谷银行这样的机构来提供间接融资进行配合。如从事晶片设备制造的Ultra Clean公司，在扩张期的一次关键收购案中，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筹措到3200万美元的资金，只能向硅谷银行求助并成功实现。又如苏格兰联合投资基金报告披露，政府资金的合作伙伴中，除了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商和公司外，也有银行通过跟投合作进行投资放大。
第三，我国国情决定了银行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长期存在，并且是主要力量之一。在我国融资体系中，尽管直接融资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但银行间接融资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据清科研究中心的《2022年“专精特新”企业投融资研究报告》披露，2010-2022年，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股权投资案例数量从2010年的272件上升到了2021年的1680件，投资金额从2010年的70.25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742.79亿元，增长十分迅速。但从全国来看，获得VC/PE的专精特新企业，只有4115家，渗透率仅为13.4%；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获得VC/PE的企业仅为1301家，渗透率仅为26.5%。这意味着，多数企业的融资需求主要是靠银行进行满足。即使在批准上市的企业中，银行贷款依然发挥着较大作用。如2022年在科创板上市的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末有贷款1852.24万元；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2021年6月30日、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分别有贷款2500万元、2500万元和2000万元。
综上所述，银行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道路、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抓住重点，根据银行自身的特点加快转型、结合产学研等各种支持力量共同做好的问题。
针对当前面临的多重约束，商业银行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推动新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应当把握以下重点：一是要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与方式，加快科创金融体制机制与产品服务创新，加大与外部相关机构的合作力度，增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适配能力。二是以保障企业营运资金需求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一方面，企业日常营运没有科学技术研究那样复杂的技术门槛，银行对相关规律容易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对企业来说，除重大项目外，日常研发资金需求大多包含在营运资金中，一笔及时、足额的流动资金贷款就能较好地满足其对现金流的渴求。如美国硅谷银行的主要运作模式，就是对风投支持的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三是融资与融智并重，既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又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人才、信息和渠道优势，充当综合化服务提供商，帮助企业解决经营问题，同时银行也能拓展相关非息收入。四是依然要坚持风险可控的原则。对所投资对象的风险充分理解掌握，并能实现风险可控，是商业银行这类吸收公众资金的机构不能放弃的基本原则。比如中信银行等对柔宇科技的36.4亿元贷款，如果没有其土地使用权做抵押，必将使公众资金蒙受巨大损失。
一是培养专业化队伍，打造专业化体系。要改变以往把科创金融业务混同为一般的普惠业务，应在客户调查、评审调研、风险管理等各环节培养一批懂科技产业、科技企业、科技项目的专业人才队伍，才能对科创企业及科创项目做出准确分析与判断，确保科创金融业务的安全与稳定。要整合现有的机构功能，成立科创金融的事业部或子公司，重点聚焦于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
二是针对重点产业和区域，设立特色化的专营机构。全国各地的科技创新资源和产业是不同的，一家银行不可能在科技创新的各个方面都面面俱到。建议各银行根据其特长及区域特点，打造不同的特色化机构。如在汽车产业链聚集的地区设立“汽车产业链科技分行”，在新能源产业集中发展区域建设“新能源科技专营机构”，在国家科技创新示范区重点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特色分行”等。
三是设立专门的业务流程、风控体系和考核体系。要根据科创企业特点，设立专门的业务审批流程或绿色通道机制。除了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实现作业流程的电子化和线上化外，建立客户经理、产品经理、风险经理提前介入的平行作业机制，提升业务效率。根据科创金融风险高、盈利周期长，业务具有一定投行性质，建立专门的考评体系，提高科创金融的不良贷款容忍率，放低专营机构的短期盈利要求，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尽职免责相关制度。
横向上，要从“产品为中心”的单个产品买单算账调整为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算账或算总账。由于传统银行的条块割裂，对公信贷的不管个人业务发展，个人业务发展也不考虑对公业务如何切入，各自只站在自己条线上算账是否有“搞头”、是否盈利，这样很容易对专精特新企业形成“一叶障目”而看不到“水面下的冰山”盲点，无法充分挖掘其隐藏的其他金融业务综合价值。因此，要从企业角度而不是银行自身条线角度整体去思考，通盘考虑企业整体的综合服务方案及价值产出，形成一体化服务。纵向上，要重视企业未来发展收益，实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有机结合。要打通银行从企业未来发展受益的通道，鼓励银行通过投贷联动等方式主动和专精特新企业联结、提前锁定认股权、配售权等实现未来发展成果共享，以长期收益弥补短期收益，高收益覆盖亏损，提升科创金融的整体综合贡献。
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未来。然而，科技创新本身就是不确定性中寻找未来，需要资本保持极大的“耐心”和“定力”。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短期回报的“急功近利”做法，坚持长期主义，坚持不断的专业能力迭代进化，“抓铁有痕”，“久久为功”，通过支持科技创新效率长期提升来获得自身长远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多数是中小微企业，通常技术能力较强，但在市场、生产、管理等方面相对较弱，即使获得资金也容易因为其他方面的问题而拖累企业发展，因此迫切地需要融智类服务推动企业“脱胎换骨”。一定程度而言，资金需求只是从属于企业的市场需求、生产需求等关键主要需求之后的次生需求，企业只有科学安排及解决主要需求，银行资金才能发挥出“四两拨千金”的杠杆作用。但是，目前较多银行推出专精特新企业的专属产品等创新仍局限于信贷，仍是传统的“等客上门”——拿标准化产品去套千差万别的企业，而主动服务、个性化服务、“直击”企业“痛点”和“难点”的服务不足。需要银行“走出去”深入企业，分析、研究企业。站在公司发展的立场主动帮助科技创新企业发展谋划，有的放矢地破除企业发展的症结问题。充分利用银行分支机构众多、客户面广的优势，联结高校、科研机构帮助解决企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协调和支持科技企业与银行大企业、大客户上下游顺利对接，实现“首套台”的突破和市场扩大；利用银行自身的科技力量主动收集、整理各类政策、技术、市场信息，通过数字技术智能化匹配提供给对应企业，帮助企业发现新的发展机遇，赋能企业发展。推动银行从赋能于企业的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不断通过“断链”、“卡脖子”等手段威胁中国经济安全情况下，沿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框架，构建强健的产业链，对未来的国家发展及企业未来的发展均十分重要。银行要改变过去全球合作顺畅、产业链较为稳定时只注重单个企业“点”的挑选做法，转向更加注重”面”（产业链）的培育。没有“面”（产业链）的稳定和发展，企业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将受到非常大的限制，面临的风险也将会成倍增加。“赌一颗树成材，不如育一片林”。产业链的发展壮大，将会更大程度上提升区域和国家的创新能力。
银行支持科学技术创新产业链应重点展开三个方面。一是主动参与主导产业链的选择和培育。银行要发挥自身的行业资讯优势和科研力量，主动研究国内外的相关行业的发展前沿及区域的科技优势、产业优势，积极参与国家及地方产业链发展规划和产业链支持政策制定，支持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二是全力支持产业链基础设施建设。要大力支持产业园区、产业链共性技术支撑平台、行业数字化通用平台等科学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三是推动产业链的合作。要用政策的牵引和市场力量的驱动，推动产业链环节之间的合理分工，链条上游企业之间紧密合作，产业新技术在链条内快速应用；推动区域内及区域之间的跨链合作、相互对接，形成更大的产业发展链。
第一，要和政府端的引导支持形成合力。首先，要充分利用政府财政资金设立的担保基金、产业基金、风险保障基金等金融服务风险分担机制进行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基于较小的风险敞口进行金融服务下沉，覆盖更多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科学技术创新企业，推动科创金融向纵深发展，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其次，要积极跟进政府制定税收、风险补偿等综合优惠奖励政策吸引的风险投资基金、社会资本入驻后的投资对象，有针对性提供服务，丰富金融服务供给。
第二，要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各方形成合力。许多科学技术创新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研发，而是其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阶段——即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过程，这也是中国与美国等技术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银行金融支持的重点应聚焦于此，紧跟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制度变化，和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交易所、评估机构、引导基金、孵化机构、创业园、科技园等密切合作，从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的确权、定价、流转、监管等各环节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科技成果形成新的生产力。
第三，要和不同类型金融力量形成合力。从科学技术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来看，不同阶段企业风险各有很大不同，收益性和成长性也有很大差别。银行需要和PE/VC、保险、证券等各类风险偏好不同的金融机构相互配合，相互搭台，共同合力，才能成体系提升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效率。同时，通过和不同类型的第三方合作，也可以多维度丰富风险信息来源，提升合作各方的风险防控水平和质量。
本文收录于《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作品选集（2023）》，该书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发行，更多好文欢迎关注，欢迎订阅！
下一篇：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 • 研究精选【1】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发展、影响与政策
